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参加四川省老年医学学会耳鼻喉专业委员会学术交流会

(29)其实，宪法和民法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保障人权。

实践中，只有符合概念条款以后，我们才进一步判断其他的合法性问题，这是首要标准。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将其约束到酒醒。

在这一条文中，立法机关是将行政处罚与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区别对待的，责令限期改正不能被认定为行政处罚，这与前述结论完全相反。[22]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其他种类行政罚，指下列裁罚性之不利处分……。综上所述，在具体的修法方案上，首先，我国《行政处罚法》8条需要添加一个概念条款，从而澄清行政处罚的本质特征，框定行政处罚的族群，剔除长期以来性质上有争议的行为。对此，我国《行政处罚法》8条共罗列了8种行为。对此，既往研究提供的区分思路，同样是上述制裁性标准，认为行政处罚具有制裁性，而行政强制则是非制裁行为。

最后，基于控权需要，应运用层级保留技术对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2款、第13条第2款做配套修订，将分类条款和兜底条款限定在可控范围之内，从而防止处罚种类的多元化异变为失序化。（五）黑名单、信用惩戒、通报批评、公布姓名或名称、公布照片等影响名声和声誉的荣誉罚。拉美国家自独立以后仍然处于政治动荡中，成文宪法经常被修改，有些国家甚至重新制定宪法。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确认式修宪 一、引言 纵观世界各国的宪法制度，按照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模式。在定型化社会，宪法修改频率较低，其主要任务是实施宪法。(一)向后确认功能 在定型化的宪法模式下，政治和法律制度往往是宪法实施的结果。

在转型宪法制度下，一方面宪法修改要向后看，即通过宪法修改以法律的形式来巩固确认制度转型的结果。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界一般通称为八二宪法

这种改革往往是经济主导，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政治体制改革。[2]这种归纳和总结更加全面，但是同样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没有顾及一些特殊形态的宪法制度。[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1993年3月)。邓小平的这个论断至今仍然被中国共产党认为是制度转型的基本立场。

比如，南非和东欧一些国家通过制定过度宪法，为宪法进一步修改提供程序依据。从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的经验来看，宪法修改主要发挥了向后看的确认功能。1998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在修改宪法征求专家意见会上指出：修改宪法事关重大，这次修改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经成熟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可不改和有争议的问题不改。[6]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一次重要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转型宪法则不同，宪法文本变动较为频繁。中央层面的立法大多是以地方的立法经验为基础，等制度试验完成后再从地方和局部上升到国家层面。

但这种向后看的功能无法发挥宪法对社会的规范功能。在1993年宪法修改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指出：宪法修改是根据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经验，着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修改和补充，使其更加符合现实情况和发展的需要。

根据1982年宪法修改时彭真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对这部宪法的功能定位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新宪法。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上层建筑的宪法是对社会事实结构的体现，最终由社会力量对比来决定。一方面，作为政治象征的成文宪法可以发挥凝聚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的功能。(二)因社会震荡引发的宪法修改 有些转型国家虽然没有发生革命，但是由于社会处在不断动荡过程中，成文宪法也在不断的被修改。在拉美国家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后，拉美主要国家纷纷以美国为模仿对象制定了新宪法。经主席团研究认为，这些意见和建议，有的内容在宪法中已经体现，或者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解决。

结束文革中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何使政治活动进入一种有序可控的状态，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主要政治任务。比如，毛泽东认为宪法是对民主事实的事后确认。

直至转型完成后，宪法审查的价值立场转为消极主义，宪法审查成为一种保障宪法实施的法律机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宪法修改是最为普遍和常见的做法。

[14]宪法修改主要是向后看，被动的确认制度的变迁。典型的是中国和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以市场化改革为先导的制度改革。

因此，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政治任务既有向后确认制度根基的功能，也有面向未来不断推进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长远规划。而转型宪法则是指一个国家基本的宪法结构仍然处在变化转型过程中，宪法基本制度的建构尚未完成。执政党希望通过确立一种约束政治活动的根本规范，来实现对这种对稳定政治秩序的追求。我们这个宪法有两部分，就是纲领性的，国家机构那些部分是事实，有些东西是将来的，比如三大改造之类。

革命和社会震荡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转型。根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

通过宪法的颁布实施，法律制度得到进一步健全，中国的政治格局逐渐趋于稳定，逐渐从非常政治返回到常态政治，执政党的重心逐渐由政治领域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变。当然这种确认的内容不限于制度变迁本身，还包括一些对事实的叙述和宣誓。

邓小平曾经将中国国情概括为：人口多，底子薄。这种转型过程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进行解释。

比较宪法角度看，转型社会的宪法修改可以分为因革命引发的宪法全面修改，社会动荡引发的宪法修改和渐进式的宪法修改。[15] 事实论的宪法观将宪法修改的功能主要定位于被动的确认事实的变迁，主要是采取向后看的立场。宪法修改的功能定位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从单纯的向后看确认事实变化逐步发展到向前看，为未来提供规范指引。基本上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对应，但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存在定型化的社会，发达国家内部也可能发生巨大的社会转型。

中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宪法制度仍未定型。稳定的宪法是制度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

总体而言，在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前，宪法修改以经济体制为主，一旦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宪法修改的内容就不限于经济体制，也包括其他领域的宪法修改。而后者则强调稳定不变，通过确认社会根本规范，将政治和法律秩序稳定化。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1988年，第一次修改宪法时候，中共中央的建议正式名称采取的表述方式是修改宪法个别条款。